这本是瞿秋白对青年时代丁玲的评价，没想到，竟偈语一样洞彻了她的一生。
从24岁时以“沙菲女士”在国内成名，到44岁时以“桑乾河上”传扬世界，她凭借一只素笔和一腔热血叙写青春、人性、社会变革。她的一生历经艰难曲折，饱尝荣耀屈辱，但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脚步从未停歇，直到蜡炬成灰，天上人间。
1986年3月4日，82岁的丁玲在平静中告别尘世。弥留之际，她写下的最后一行字是：“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
八十多年的人生旅途，多少奋斗的艰辛和喜悦，多少珍贵的记忆和遗产，多少生命的磨难和无谓浪费。长歌当哭，怀念她的人不禁感慨：“从梦珂到莎菲，到贞贞，到陆萍，到黑妮，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这莫非是她的不幸的遭遇的一个征兆？”（作家王蒙语）
（注：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陆萍《在医院中》； 黑妮《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我没故乡，到处都是我的故乡。”
1904年，一个女婴诞生在湖南临澧一户名门望族，取名蒋伟，字冰之。成年后她自己改名叫丁玲。她四岁时，父亲挥霍光了家财，潇洒地离开尘世，母亲卖掉家产，到娘家寄住，决心走平等自立的路。
1911年，母亲余曼贞顺利地考入常德女子师范，年幼的丁玲也同时在那里就读。回忆那段往事，丁玲写道：“那时，三十岁的母亲在师范班，六岁的我在幼稚班。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县城。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亲穿得很素净，一件出风头的宝蓝色的薄羊皮袄和黑色百褶绸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很使我感到骄傲呢……有些亲戚族人就在背后叽叽喳喳，哪里见过，一个名门的年轻寡妇这样抛头露面！但我母亲不理这些，在家里灯下攻读，在校里广结女友。”
五四运动爆发了。丁玲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到处演讲，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灵魂。1922年，丁玲摆脱了包办婚约的纠缠，应好友王剑虹之约去上海平民女学学习。她和几位好友宣布废除姓氏，认为姓氏是封建和父权的象征。但后来终于不能没有姓，于是她找了个笔画最简单的字：“丁”。她和朋友各自在字典上指一个字为名，她指的是“玲”。
“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
1924年，丁玲来到北平。在这里，她遇到了比她更贫穷的青年诗人胡也频。他向她表达了爱情，但她并未动心。当她感到自己无法在北平继续生活下去，返回家乡时，胡也频居然借钱追到湖南。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终于被打开。
丁玲写道：“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谊。”
1927年，丁玲创作了小说《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两部短篇小说被当时《小说月报》独具慧眼的编辑叶圣陶发现，刊登在显著位置上。小说的发表，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胡也频、丁玲积极加入这一阵营，并投身革命实践。他们彻底摆脱掉痛苦仿煌的重围，看到人生的曙光。
不久，专注于地下政治活动的胡也频被捕入狱。丁玲在狱外四处奔走，并去狱中看望。她在铁栏外大声喊着“频！频！ 我在这里！”胡也频回头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狱警带走了。这一走竟成了永别。一个严寒的早晨，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顽强的丁玲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问题横竖是一样的。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瞿秋白对丁玲的这句评价贴切地体现了她的真实品格。1932年春，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顿下来。”
1936年，丁玲奔向红色根据地——保安，受到了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她说：“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毛泽东欣赋《临江仙》一首相赠，赞誉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戎马倥偬中，丁玲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战争。她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火线演出。同时，丁玲终于无法忘记她的作家的天职，克服了无桌椅、无时间，甚至无笔无纸的重重困难，写出许多优秀作品。创作喜获丰收的同时，丁玲也收获了爱情。她与志同道合的陈明喜结良缘。
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腰疼得非常厉害，只好把火炉砌得高一些，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间，才能入睡。每当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时候，就像火线上的战士冲锋陷阵那样，坚持着写下去。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终于完稿了，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
“孤寂，无穷无尽的孤寂，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尝过这种孤寂的滋味。”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身居高位，重任压肩。然而，正当人生达到辉煌的顶点时，危机也在向她逼近。
1955年，她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头目”。1957年，又被定为“大右派”。
从1958年到1970年，丁玲夫妇带着“右派”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12年，在农场养鸡、养猪、种菜、锄草、扫盲，搞家属工作。她样样都干得很出色。
1966年，空前的灾难席卷了全国，丁玲遭受的批斗和折磨步步升级，暗斗、单独斗、住牛棚、数不清次数的抄家……陈明和丁玲在生活的深渊里相扶相持。在被关入牛棚的日子里，两人连互相凝视一眼的短暂机会都没有了。陈明经常在看守人不注意的空隙，给丁玲扔去揉得皱巴巴的纸团，或是一个破火柴盒，一张枯干的苞米叶子，上面写满了只有丁玲才能认得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些用特殊材料写成的“情书”，在她寒冷的心中点起了生之火把。陈明曾写道：“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万珍重。”
1971年4月，丁玲开始了孤寂的铁窗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没有笔也没有纸，什么东西也写不成，她痛苦极了。在狱中，她天天盼望会有好心的看守员替她送来一张陈明的字条，期盼了1700个日夜，熬过了漫长的五年。
几十年曲折而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丁玲成为一个经得起苦难又受得起委屈的坚强的人。当她又以一个老革命、老党员、名作家的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丁玲没有抱怨。她只反复地说一句话：“我现在要是六十五岁就好了！”1980年，中共中央批准关于丁玲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政治名誉和工资级别。陈明的奔走，丁玲的呼号，终于有了结果，她卸下了大山一样沉重的包袱。
陈明的爱伴随丁玲走过生命最后的旅程。临终前，她深情地对他说了最后一句话：“吻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