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大将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被迫离开了军队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他由此因祸得福，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没有被打倒。谁料，更大更多的暗礁险滩、浊浪恶波在等待着他。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位睿智冷静、善于审时度势的一代名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大将无奈交枪
据说毛泽东是从来不带枪的，因为他是统帅。据说粟裕是总带着枪的，因为他是战将。从战争年代起，粟裕大将就养成了两大嗜好：保存手枪和看地图。解放以后，他还保留收藏过好几种手枪——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有我们国家造的，也有外国友人送的。就连他送给儿子的第一件礼物也是一枝打10多米远的真的小手枪……
将军喜欢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有一天，把将军手里的枪也收走了，那就说明将军所在的国家不正常了。这种不正常偏偏让粟裕大将赶上了。有一天，他接到通知，要把手枪交给有关部门保管。
“我们这些打了一辈子仗的人连一枝手枪也不能留了吗？”得到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搞运动了，先把枪集中起来保管，等运动结束以后再还给你们。
不管别人怎么说，粟裕是当了真的。他把自己保存的枪交出的时候，还不忘叮嘱一句：“好好保管，运动结束后再还给我。”
将军没有了枪，却被推上另一个更加复杂的战场。他面对的敌人不是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而是另外一种更阴险、更毒辣的人。
周恩来力保粟裕
粟裕没有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也因为周恩来保他、用他……要说清楚粟裕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就有必要说一说他为什么没有在运动中被打倒。
1958年军队发生了一次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粟裕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此后，他被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这实际上是个闲职，也就是没有了在军事第一线的工作的权力。到了“文革”中，在有些人看来他不过是一只“死老虎”了，斗争的锋芒主要不是针对他了。这时候有人想到了他。
那天他突然接到电话，说周恩来找他谈话，他心里惴惴不安。总理见到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说，粟裕有战功！你一时还是打不倒的。”
周恩来要他到国防工办去当军管小组组长，支撑当时已是很困难的国防工业。接着他又担任了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也正是最高统帅的话，才有了他在“文革”中忍辱负重的特殊经历。
但是，林彪、江青的黑名单上，却列上了粟裕的名字。在军事科学院，有造反派扯起了“打倒叶（剑英）粟（裕）王（树声）”的旗帜。在京西宾馆，有人成立了他的专案组，开始查他的所谓“特嫌”的问题……到了1967年，“中央文革”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有人在国防工办也喊出了打倒粟裕的口号，贴出了打倒粟裕的大标语，说他是“二月逆流”的成员。
这个时候，周恩来出面了。第二天在国防工办的造反派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厉声质问：“谁说粟裕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
周恩来连说三遍，没有人敢站出来。粟裕这才没有被打倒。那个时候，国防工业系统的两派斗争是很激烈的。“中央文革”支持一派，林彪一伙又支持另一派。两派打得不可开交，经常弄得粟裕吃不好饭，睡不成觉。虽说毛泽东说过话，周恩来又力保他，但粟裕也没有能在国防工办待多长时间。
林彪也不能容他在国防工办，很快就让他的亲信把权力夺了过去。这时，周恩来又找到粟裕，说：“你现在回不了部队，就继续留在国务院业务组吧，我这里很需要人。”
粟裕看看总理消瘦的身体，说：“总理呀，我努力学着做吧。但请总理替我向主席报告，一旦打起仗来，我还是要上前线。”
总理当然理解一个大将的心情，点头答应了。粟裕一方面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同时又两度担任中央军委常委……战争年代，粟裕就是以审时度势、深思熟虑著称的。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更加谨言慎行。每说一句话都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这并非是他胆小怕事了，相反，这正是他的一种斗争艺术。
在庐山会议一言不发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在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压力面前，粟裕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是在浓浓的云雾中召开的。没有参加那次会议的人是很难理解当时的山上的气氛的。时至今日，有位参加了会议的老同志还说：“谁也别当事后诸葛亮，不要说别人，就是老帅们当时也是搞不清楚的哟！”
粟裕是带着军事科学院的中央委员上山的，他们被编在了西北组。在周恩来宣布了会议议程以后，毛泽东问：“谁还讲话？”林彪说：“我想说两句。”
于是乎林彪就在开幕会上作了一个很有点火药味的发言。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他攻击那些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胜利以后这20年，特别是‘文化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粟裕听了林彪的这个讲话以后，也像许多来开会的同志一样，以为这是林彪代表中央作的开幕词，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但他隐约感到这里面有点什么潜台词。
第二天，就有人开始串联了，吴法宪要求全会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还有人说，有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等等。到了8月24日的下午，陈伯达、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不点名地攻击张春桥等人。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粟裕也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但他不跟“风”，而是凭着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对党的忠诚判断是非。这时候，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有名堂，是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而对这两个集团，粟裕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林彪、江青的所作所为，他是怀有高度警惕的。由于林彪集团的主要力量在军队，也就有人来找粟裕，要他“赶快表态吧”，“到了该表态的时候了”。
粟裕听了，没有说话，没有表情。到了25日，华北组的发言作为全会的六号简报发到了粟裕手上。他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这绝不是个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由于有了这个六号简报，设国家主席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组通过了决议，要求宪法草案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要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还有人说毛主席实在不愿当，可以让林彪当。
军事科学院的几位中央委员怎么办呢？总得有个态度吧。在小组会上，有人说应该设国家主席，一个国家是要有个元首嘛。也有人说，设不设只是个形式问题，我们国家反正是毛主席当主席。有人对粟裕说：“粟老总，咱们也该表态了吧。”
粟裕说：“别急，再等一等。”
又有人说：“不能再等了，再等就被动了。”
粟裕还是不说话。
按说他是军队的代表，应该表示支持林彪的意见，但他就是不吭声。他觉得这背后有名堂。果然不出所料，当天下午，他出席了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大光其火，点名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发言。
毛泽东说：“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有些话提起来有千斤重，放下来只4两。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
会议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六号简报。这时候，小组的同志们才感到粟裕的深思熟虑。要表态的同志找到粟裕，说：“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们就犯错误了。”
1975年的四届人大要开幕了。军队代表团组成以后，粟裕被推举担任了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那时正是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江青一伙企图组阁的阴谋被挫以后，怎么能甘心呢！她是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对这一点，粟裕是心中有数的。他看到，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却总想插手军队的事情。这是很不正常的，因而对江青的一些言行采取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态度，像一些老同志一样对江青避而远之。
有一天，工作人员告诉他江青的秘书来电话，说是江青同志要到军队代表团看看。粟裕听了没有反应，秘书知道，这也是他的一种态度，只表示他知道了。
江青要插手军队的想法，不是一天两天才形成的。不管你是什么态度，她想来就来了。解放军代表团的几个负责人都在，江青走进会议室。“早就想来看看军队的同志们。”江青倒也是开门见山。
粟裕他们只好说：“欢迎江青同志。”
“你们的情况怎么样啊？”江青素有见官大一级的作风，她和粟裕这样的老同志在一起，也是一样。江青的思维很活跃，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人们也只能跟着她的思路，听她信口开河。这时，有一位老同志转过身来对粟裕说：“粟裕同志，是不是把代表团集中起来，请江青同志给大家讲讲话。”
粟裕赶快和旁边的一个人说话，装作没听见，他希望江青也没听见。谁知那位老同志不理解粟裕同志的意思，真的以为他没听见，又说一遍：“粟裕同志，咱们集合全体代表，请江青同志作指示吧。”
在别人看来，粟裕这回是听清楚了。可他依然和那位同志说话，没理这个茬儿。江青这时已经完全明白了粟裕的意思，便站起身，忿忿地走了。有人说，粟裕的耳朵很灵的呀，怎么就是没有听见要请江青同志讲话呢？
当晚，粟裕同志回到家里，把夫人楚青和孩子们叫到身边，很严肃地说：“我今天给了江青一个软钉子……”他如此这般地叙述了一番，又说：“江青这个人，你们是知道的，我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你们也要有精神准备。”
事后，江青也没能对粟裕怎么样。因此，有的老同志对粟裕说：“装作听不见，也是你对付江青的一招呀！”粟裕只是笑，不作回答。
邓小平东山再起，粟裕受命南下。回到北京，他向邓小平、叶剑英作了详细汇报。
邓小平上台以后，马上着手对部队的事情进行整顿。他和叶剑英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前，派粟裕下部队做调查。粟裕决定先去华东，这是很有用意的。此时，王洪文、张春桥已在军队窃取高位。而上海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很猖獗的地区。
他们先到了南京军区驻皖部队和安徽省军区。那个时候，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的“民兵指挥部”正是很热闹的时候。他碰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对待这个十分尖锐敏感的问题。平时谨言慎行的他，也并不是总缄口不言，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还是会说出很与众不同的话，会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来。
会议室里，坐了不少的军政要员，他们是来参加全省地委书记会议的全体同志。他们自然想听听军委来的老将军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对“民兵指挥部”问题，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不少部队的同志看到了军委的领导，就提出全国出现的“工人民兵指挥总部”和地方武装部门谁指挥谁的问题。
这个时候，粟裕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并不很大，却很有力量。“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记得50年代。我当总参谋长时，亲耳听毛主席说过：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有民兵指挥部，很值得研究。”
他说出这话的时候，全场没有一点声音。这几句话真可谓振聋发聩。这是公开地否定“民兵指挥部”！
有人说粟裕是有矛又有盾———既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谁也不好反对；又点出了贝利亚的名字，而贝利亚又是一个有野心，搞阴谋的人，这等于说，有人利用民兵问题在搞阴谋。
事后，果然有人将他的讲话密报了“上海帮”，但他们对毛主席的话也无可奈何。这时，人们才理解了粟裕的斗争艺术。
一说到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好像老同志都是反对他们的。其实不然，当时也有个别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看不清楚。在一次会上，一个老同志慷慨发言，批评别的老同志：“你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有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粟裕听说以后，笑笑说：“没有关系，他，我认识，我和他谈一谈。”
当天晚上，他把那个老同志叫了来，和他谈了很久。事后那个老同志说，多亏了粟裕找我谈了话，要不，我非在这个问题上跌跤不可。
粟裕回到北京，已经是6月初夏了。这次外出，他知道了不少情况。他给军委写了一份比较“堂皇”的书面报告。因为军委成员中还有王洪文、张春桥呀！他独自给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作了口头汇报。所谓口头汇报，就是不能给别人听的。内容自然是针对江青一伙的。
他说，现在他们（江青一伙）插手军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地搞“飞地”（即搞所谓农场、生产基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他还告诉两位老帅，那些人虽然想插手军队，但军队团以下是稳定的，他们的手也不是那么容易插进来的。但是部队确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同志是思想糊涂，以为“四人帮”就是正确路线，跟着他们跑……
粟裕告诉邓小平和叶剑英，有一些领导同志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拉一些人，打一些人，搞得不好会把这一些人压到“四人帮”那边去。
在汇报过程中，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听得很认真，他们不时还问一些问题，而粟裕的回答令他们比较满意。在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两位军委领导的讲话中都引用了粟裕的一些观点和材料……
有些老同志说，粟裕不愧是粟裕，他尽叫林彪、江青一伙碰“软钉子”。